《号角与战鼓：晋察冀战地记者》：一颗心似火，三寸笔如枪

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一颗心似火，三寸笔如枪”，不是军人，却奔走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他们热爱生活，珍视生命，却不得不面对鲜血和死亡；他们记录战争和灾难，吹响正义的号筒，发出进步的呐喊，让千千万万的人们了解真相，珍惜和平。这，就是战地记者。

有人说，战地记者是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在极端条件下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一种最光荣的称号。作为一个在媒体工作多年的新闻人，我始终对战地记者充满敬意。我常想，今生即使做不了战地记者，也要努力做点和战地记者相关的事情。

机会终于来了。

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我策划拍摄了一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地记者的人物系列报道，将平时很少被关注的战地记者作为报道的重点，希望借此弘扬他们的精神风范，从侧面反映中国的全民抗战。报道播发后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我也由此迈进了战地记者研究的领域，并对该领域的研究如此滞后大感惊讶。

相对于其他新闻领域，对中国战地记者的研究是一片亟待开垦的处女地，前面是大片大片的荒原。而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战地记者的研究亦是如此。

尽管有不少优秀的专家、学者，筚路蓝缕，在个别战地记者的研究上，已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但就整体而言，晋察冀战地记者研究还十分薄弱：

一是研究的广度不够，研究的人物多集中在有限的几个知名战地记者身上。并且这种研究很多情况下是夹杂在其他研究之中的。针对晋察冀战地记者这个群体的系统性研究尚未出现。

二是研究的深度亟待加强。简单编纂多，深入开掘少。除对几个知名人物的生平研究较为细致、深入外，对绝大部分晋察冀战地记者的事迹记述简略、概括，篇幅短小，缺少具体生动的工作、生活细节，使得人物形象扁平、模糊，总给人雾里看花、影影绰绰之感，缺少打动人心的力量。

有鉴于此，为晋察冀战地记者纪言纪行、树碑立传成为我心中努力的一个方向。如果通过采访调查、文献梳理，能够挖掘出更多生动感人的事实，从而能够全面、生动地勾画出晋察冀战地记者的群体形象，那将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号角与战鼓——晋察冀战地记者》的采写，由此拉开帷幕。

采访、挖掘的过程充满艰辛。就在此项工程启动之前，我在一次工作中扭伤了膝部，当时不以为意，以为过几天就好，谁知一个多月过去，走路仍然疼痛钻心。经检查，是半月板损伤，医生建议静养。但时间紧迫，要如期完成采访任务，就不可能再休养了。2015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们驱车从石家庄出发，前往山西左权、武乡，那里是《新华日报·华北版》办报的地方，也是在日寇大“扫荡”中几十位新闻战士壮烈牺牲的地方。本来预计下午六点到达左权，然而刚走半小时就遇到了麻烦，石太高速严重堵车，我们进退不得，在井陉境内被困六个多小时，直到晚上九点多才挪到河北山西边界。这时，道路开始变得通畅，司机苏会峰开足马力，驱车在夜幕中疾驰。等我们来到左权县城，已经午夜时分，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

为了避开日军的进攻和扫荡，当时的报社、电台大都驻扎在偏远隐蔽的小山沟。这就使得我们对当年前辈记者足迹的探访变得十分困难。驾车行进在黄土高原和太行山脉的崇山峻岭中，剧烈的颠簸好像把人都要颠散了；在新闻女杰黄君珏跳崖的涉县庄子岭，在灌木丛生，无路可行的山林间，我们艰难地攀爬了七八个小时……糟糕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采访中的奔波，使我膝部的伤痛加重，在涉县、邯郸时还发起了高烧；同行的摄像姜哲，在保定、武汉拍摄时腰部旧伤复发，疼痛难忍，但他咬牙坚持，汗湿衣背。

相对于自然条件和身体状况带来的困难，资料匮乏、采访线索稀少、知情者寥寥才是最大的挑战。作为信息的传播者，记者关注的永远是外部世界，他们采访了众多的人物，报道了众多的事件，可是谁来报道他们？更何况，这些战地记者，大多也并非声名赫赫。他们虽曾书写过生命华章，但岁月流逝，如今，人们对他们的名字已相当陌生。而专门针对这些战地记者的研究也还是个冰冻的荒原。因此，要搜寻和他们相关的材料十分艰难。为了找到知情人和有关专家，找到有价值的信息，我们费尽周折，奔山西，赴浙江，下武汉，上北京，访冀南，进冀东……到当年他们战斗生活的地方去调查走访，到当地的党史研究部门、新闻工作者协会、高等院校去了解，到大量的文献中去搜寻、淘沥，一点点地还原，一步步地接近，人物的事迹和形象才逐渐清晰起来。

采访好事多磨，但整个过程却令人难忘。这期间，我们收获了温暖和感动。时年76岁的山西左权县党史研究会的副主任邢晓寿，虽然对我们报道的对象黄君珏了解不多，但他主动为我们提供线索，方便我们联系黄君珏的知情人；已经八十多岁的石家庄市原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高永祯，在接受我们的采访之余，几次提供和战地记者雷烨相关的有价值信息，从而使我们的采访始终在正确的方向上行进；邯郸涉县青塔村66岁的村民郭乃所，放下手中的农活，花费七八个小时带我们登上庄子岭，查看《新华日报》华北版三女杰壮烈殉国处；在武汉采访时，袁志群大姐晚上10点多还亲自开车到火车站，把我们送到了她提前帮我们联系好了的宾馆，使我们免于在午夜的都市为住宿奔波；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副会长陈华大姐不仅帮我们联系到多位晋察冀战地记者的亲人，还热情提供参考资料……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最触动我们心灵的还是那些穿梭在炮火硝烟中的战地记者。他们的事迹、品格、作风、精神，就是一部部生动鲜活的新闻教材，是一首首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新华日报华北版的社长何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每天出报，甚至把报纸办到了战斗的火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带领编辑记者，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七进七出铧子尖”，“餐风宿露玫瑰坨”，“艰辛转战无人区”，“八匹骡马办报”，创造了中外新闻史上游击办报的奇迹；中国红色摄影事业的开创者沙飞，为保护好宝贵的摄影底片，冒死突出敌人的包围，他赤脚在寒风刺骨，遍布碎石、积雪、冰碴、酸枣棵和老乡砍割灌木后留下尖利残根的山岭间奔跑，一口气跑出十几里，皮扎破了，肉磨掉了，神经冻木了，双脚严重受伤，几乎截肢；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家闺秀黄君珏，放弃优越的家庭条件，投身敌后新闻战场，宁死不当俘虏，英勇跳崖殉国，成为狼牙山五壮士式的女英雄；出身外交官之家、英俊洒脱的方大曾，为报道战争真相，不断向炮火逼近，从容淡定，视死如归；潘家峪惨案报道第一人雷烨，主动要求到最危险的冀东前线，留下了大量的照片和报道。在一次突围中，他本可安全脱身，但考虑到群众安全，没有立即跟报社一起转移，而是先去通知了两个村的村民。遇敌负伤后，他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奋勇掩护警卫员撤退，把最后一刻子弹射向自己的心脏；今年已经百岁的雷行老人，深知“危险的地方，才有新闻”，为此他不惜深入险境，每次采访，都腰插两颗手榴弹，随时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们用相机、纸笔作刀枪，揭露敌人暴行，鼓舞全民斗志，用生命和鲜血书写了记者的责任、担当、尊严和荣光，留下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奋勇抗敌的历史长歌。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发掘抗战中战地记者事迹的过程，也是一次难得的心灵洗礼。虽然由于时间仓促，采访留下了许多遗憾，但他们的工作激情、新闻理想、职业精神和感人事迹，可歌可泣，荡气回肠，凝聚成一个民族永不褪色的记忆。他们是新闻记者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从现在走向未来的高耸航标。

书中所写的晋察冀战地记者，虽然各自的人生历程、命运遭际各不相同，但他们同样都是那个时代新闻工作者中的佼佼者。他们业为世钦，行为世范，作者对这些前辈抱有同样崇高的敬意。正因如此，本书编次时完全按照人物出生年月的顺序排列。

在本书采写、出版的近五年时间里，我收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热心关爱和支持。许多朋友和我的同事，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叮嘱我把它写好、写实；我的二哥对本书的采访、写作、出版关心备至，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想法和思路；我的女儿王怡然不仅帮我查找相关资料，还协助我一起采访，整理采访素材，分担部分章节的写作，同时还几次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校看；吾妻在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学习的同时，还帮我筛选书中所用的照片、图片；特别要感谢的是，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的编辑、现年97岁的陈英同志，在接受采访、为我们提供珍贵资料的同时，还认真审阅稿件，勉励作者要传承、弘扬晋察冀战地记者的精神，并不辞辛劳为本书作序；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理事长、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同志，以其高屋建瓴的视野和丰富的新闻宣传经验，对作者予以热情的指导、帮助，不仅寄赠、提供相关书籍和照片，审阅修改部分稿件，并且还拨冗为本书写下长长的序言；此外，福建郑卫健先生、天津王玲女士、晋察冀日报研究会会长邓小岚女士、摄影家石志民先生等，也都针对稿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本书的出版阶段，新华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徐光女士也付出了诸多心血……前辈、领导的殷殷嘱托，朋友间的真情鼓励，亲人们的无私支持，成为我前行的不竭动力。

对于晋察冀抗日战地记者的研究，本书仅仅是个开始。书中收录的20多位新闻战士，还远远不能反映晋察冀战地记者的全貌。我期待更多有识之士能加入到这个领域中来，弘扬新闻先辈们的感人事迹和精神风范，让他们鲜活的形象从历史风尘中立体地呈现出来，并和伟大的抗战史一道，永远挺立在一个国家的记忆里。（本文为《号角与战鼓：晋察冀战地记者》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