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人為峰——趙恆書法淺析

書法之道，“書”是常例，由“法”煥然。一個“法”字，道不盡千辛萬苦，嘔心瀝血，積年累月，推陳出新。而書法家所致力的，全在“法”的臻於妙境。有鑒於趙恆善於思辨，這使他對書法規律的認識多了哲學的光芒，同時也促進了個人風格的形成和表達。以下，由六個切角入手，對趙恆的書法加以研析。

為情與為意。了解趙恆書法的企圖，可知他是以理做基礎，而偏重於性情抒發的。歷史上，書家屢有情意之辨。重情者，“任情恣性”（蔡邕《筆論》），鼓蕩生風﹔重意者，“沉密神彩”（同上），饒有韻味。二者在書寫中的分別，如同孫過庭《書譜》對王羲之與王獻之所做區隔：小王“鼓努為力，標置成體”﹔大王“志氣和平，不激不厲”。比之繪畫，則寫意畫，追求變形，生“氣”勃然﹔寫實畫，契合對象，以“工”為主。趙恆5歲傾心書法，秉承家傳，轉益多師，練就童子功。數十年積累比較，形成了他的個人見解，其認為：唐楷最規范、最成熟，但成熟也意味著成長到了頭，加之唐楷大家林立，彼此於法度上水火不容，要學成，隻好守於一家，亦步亦趨。換句話說，就是書法的基本功不是楷書，但楷書是書法發展的最后結果，是當今最為實用性的字體。在書法欣賞與創作上，惟駕馭筆法、墨法、章法，才是書法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前提條件。而被目為“戍卒、徒隸，出之天籟”的秦漢竹木簡，做為藝術朦朧時期人們在摸索中留下的一切形式要素，猶如“原始湯”，足以成為后來者從事創新的發展支點。榷之秦漢簡，以隸書為規矩，而“隸變之后無象形”，遂穩定了其后漢字字體，自此開啟楷書、行書、草書。趙恆立足秦漢簡，不惟高古，比之碑刻的以刀法代筆法，更直接地告示了古人筆意，這順理成章地成就了趙恆書法“心手達情”（王僧虔《筆意贊》）的爛漫。

為己與為人。趙恆書法，首先是要自己喜歡，他以為自己喜歡了別人才有可能喜歡，換句話說，就是說服了自己才能說服別人，先為自己后為別人，最終才能服務社會。中國文化原生於自然經濟時代，具有“自給自足”的特點。一部《論語》，說的就是怎樣從自我出發來認識和融入社會，孔子明言“學問是為己之道”，不像現在的人們，通過為別人做學問來落實“稻梁謀”﹔文人四藝之“琴棋書畫”亦然，皆著眼於君子消遣自娛、自我修養，而不會表演炫耀。但說到底，孔子還是要“推己及人”以成“仁”的。趙恆書法推己及人，為己更為人，明確規避“為藝術而藝術”，因為“為藝術而藝術”的結果隻能是陷入狹隘，淪落為“為藝術家自己而藝術”。好的藝術，需要讓人感覺既“好看”又“有用”——“好看”是因為美，能使人產生愉悅﹔“有用”有兩個著眼點，一是讓人能看懂，沒人能懂再好的東西也白搭﹔二是有意義，賦予藝術作品以認識意義。

為技與為藝。趙恆於書法，傾注了持久的大力氣。他以為離開功力與技法，藝術無從談起。藝術所追求的目的是美，然而藝術實現美的手段卻是技術性活動。需要指出的是：技術是一種不斷積累的過程，所注重的是形的質﹔而美卻排斥積累性，所注重的是形的新。新不一定等於美，但是美必須新。即便是古舊藝術作品，若沒有時間變化的印跡，不能切入時人的需要，也難以言美。新是不可重復的，作為藝術的書法，必然要求一書有一書的個性和情趣。真正的藝術並不源於必然性，而是源於偶然性，就像天才、靈感一般，都是由不可預測的契機作用的結果。由必然性生成的產品，隻能像機器制造一樣雷同。蔡邕在《九勢》中曰“惟筆軟則奇怪生焉”，書法以毛筆作書寫工具，可以說為書法藝術的形成制造了不容忽視的偶然性契機。細細領略趙恆書法作品，其筆鋒的走勢常有出人意料處。由書法的線性結構所決定，書法藝術的形式因素分為筆法、墨法、章法三部分。其中筆法是關鍵，而筆鋒的運動形式是關鍵中的關鍵——平動、絞轉、提按，形成了筆鋒運動的樞機。

為舊與為新。核之趙恆的藝術觀點和書法作品，他對新與舊的關系有比較深刻的認識。舊與新，可以理解為傳統與創新。中國有五千年悠久的文明歷史，以漢字為符號的書卷汗牛充棟。從文化角度看，瀏覽經史子集每每令人發生浩嘆：古人幾乎把我們所有能想的事、要說的話，都想到說過了。而從甲骨文開始，下迄“真草隸篆行”無數碑帖，更是把書法所有的點、線、面都表現淨盡了。那麼，當代痴迷於書法藝術的人們還能做些什麼？鑒賞趙恆書法，可以得出一種新的認識，即：創新不是無中生有，創新是對原有資源的重新排列組合。在前人做出充分的發現和開拓之后，今人創新，可以是提高自己選擇和運用過往積累豐富經驗的能力，更可以在意向的提升與強化上尋求突破。自古而今，仁人志士都願為歷史做出貢獻，趙恆也憋足勁欲進入歷史。歷史，可不單指過去，也包括現在和將來。

為法與為道。趙恆書法，饒有道心。中國書法，在日本稱書道。同一事物而有兩種不同的名稱，將之對比能給人一些啟發。蓋在日本人的理解中，“道為理之母，理為法之母”，書道，便凌空居於“形而上”。而中國人對道的理解格外尊崇，書法位列文藝范疇，乃一小技，尊卑不分為有教養的人不取。然而，書法又絕非“器”類（《易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否則便“君子不器”。說到底中國人是“以法致道”，法從於心依於理，必進乎道。此外，趙恆還善於追尋書法本源，他認為，唐楷源於晉書、晉書源於漢隸、漢隸源於大篆，反過來說，你臨摹《蘭亭序》而不懂漢隸，等於不知“骨”而隻知“皮”，肯定不得要領。趙恆推重流傳有400年之久的章草，喜愛藝術性極高的王鐸草書，承上啟下，邏輯清晰，仿如樹有深根冠必繁茂。這就觸及“道”的境界了。

為形與為神。漢字的字體是規范的，早自秦始皇“書同文”即加規定，由此可以說字體是固定的，是刻板的。但是，書體不同於字體，字體被要求不能變，書體卻要求隨意靈活。而書法生命力，最根本的一條是“法”必須活而不能死。趙恆書法契合石濤《畫語錄》所言：“我自用我法。”他從法入，還從法出﹔將從法入作為藝術表現的手段，將從法出做為藝術表現的目的。以趙恆臨帖為例，他認為同一個帖，為臨的像，比較低級﹔要這一次臨跟下一次必須不一樣，因為重點不一樣。在趙恆筆下，體現了漢字本身所具有的無限組合、無限塑造的可能性，使書法作品在視覺效果上具備了一種目的、一種價值、一種藝術生命。概而言之，趙恆在處理形與神的關系上，有明顯的傾向自然趨勢。這是一種藝術的自覺，近於老子所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要做到很難，不僅難在入乎規則、出乎規則，還要注意自然而不流於天真。

有句廣告詞說得好：“山高人為峰”。但是，要站到前人的肩膀上很難，而隻有當后人做出自己時代的貢獻后才能切實的更“高”。為此，讓我們對趙恆書法藝術的創造性充滿期待。

研析一位藝術家，首先離不開作品，因為藝術說到底要用作品說話﹔卻又不能止步於作品，因為真要了解一件作品，尚需了解它的背景，不明所以就搞不清“它是誰”“它從哪裡來”“它到哪裡去”？老實說，筆者對書法家趙恆還所知不多，而做學問離不開知人論世。（邢樹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