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年新春，中國考古博物館二層公區“上新了”。新展出的28件陶俑，包含5個類型——馱馬、鼓樂騎俑、儀仗騎俑、甲冑騎兵俑、甲騎具裝俑，向公眾揭開北齊帝陵的神秘面紗。

　　在河北磁縣縣城南部、太行山東麓，漳河和滏陽河之間密集分布著大大小小數百座墳丘，經科學考古証實是東魏北齊時期的皇家陵墓區。灣漳壁畫墓是墓群中唯一經發掘確認的帝陵級墓葬，是300多座北朝墓葬中璀璨的明星。由於規模巨大，發掘工作從1987年持續到1989年。

　　歷史上，在北齊奠基人高歡的帶領下，他的家族和部眾從敕勒川輾轉回到中原腹地。灣漳壁畫墓中出土了6件大型鞍馬、14件小馬和4件馱馬，其中馱馬主要作為畜力使用，小馬應是未成年馬駒或備用之馬的體現。

　　已知中國境內家馬的出現，大約晚至距今4000年的黃河上游地區，例如屬於齊家文化的甘肅永靖大何庄遺址、玉門火燒溝遺址等。而黃河中下游地區出現家馬，則更晚至商代晚期的安陽殷墟遺址。

　　考古學家袁靖認為：“先秦時期，馬主要有三大用途：一是作為彰顯地位的隨葬品和祭祀品﹔二是作為挽車畜力，用於拉車、車戰或馱物﹔三是用於騎乘，主要應用於戰場。”春秋戰國時期，孫陽（伯樂）擅長相馬，馬王堆漢墓出土有帛書《相馬經》。從西漢景帝時期開始，逐漸出現“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的景象，馬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東魏鄴城時期，賈思勰編著的《齊民要術》中不僅保存了部分《相馬經》，還發展出相馬五臟法，對於馬的飼養及醫治記載得豐富詳實。

　　從公元前600年左右起，歐亞大草原上的人們開始掌握騎術。到公元前400年左右，與農耕民族交界的北方游牧部落將騎馬與射箭相結合，形成了一支馬背上的強大軍事力量。騎兵出現后，農耕民族與游牧部落之間的貿易活動和文化交流日益興盛。無論是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還是秦漢長城的修筑，都與來自歐亞草原的騎兵密切相關。騎兵尤其是重裝騎兵的出現革新了戰爭形態。文獻記載的“甲騎具裝”，為將士和馬匹都披上厚重鎧甲，可如同坦克一般沖鋒陷陣，所向披靡。灣漳壁畫墓出土的甲騎具裝俑（見圖）便是這一兵種的真實寫照。近年來，在鄴城正南門朱明門外的護城河中，意外發現了一具保存相對完好的“甲騎具裝”鐵鎧實物。當時能夠編入軍隊的這類兵種數量或許還相對有限，也存在一些馬身未披鎧甲的騎兵。

　　灣漳壁畫墓不僅出土了考古所見規模最大的墓葬壁畫，也是秦漢以后出土陶俑數量最多的墓葬。墓道壁畫繪制的106個出行人物和墓室中出土的1805件陶俑，構成了北齊開國皇帝文宣帝高洋的“大駕鹵簿”。這些陶俑中，騎俑多達200余件，以騎兵俑為主，均為身披鎧甲的武士形象，甲騎具裝俑更是多達90件。這些騎俑所對應的或許就是文獻中記載的虎賁。此外，騎俑還包括頭戴平巾幘的儀衛騎俑和鼓樂騎俑各30余件。鼓吹鐃歌自漢代從西域傳入中原后，便逐漸成為軍中樂隊及身份的標志。騎在高頭大馬上的儀衛和鼓吹軍樂，在步行將士、文吏們的簇擁下，共同組成了龐大的送葬隊伍，一同護送高洋的靈柩進入幽深的墓室。

　　兩漢至北朝近800年的風雲變幻，在東魏北齊時代的鄴城畫上了一個句號，最終奠定了隋唐盛世的文化基因。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 人民日報 》（ 2026年02月28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