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南阳遗址考古发现南城门，勾勒出该城址基本平面布局系统

为“千年之城”探寻燕文化踪迹

南阳遗址，是雄安新区考古最早启动之地，被寄予探寻文化根脉之厚望。

“我们找到了南城门。”1月12日上午，站在厚实的遗址上，南阳遗址考古队项目负责人雷建红指着不远处的一块区域对记者说。

京津冀，山水相连、文脉相通。2024年伊始，京冀两地文物部门率先联合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调研活动，把其中一个重要的地点选在了雄安新区南阳遗址。

“雄安考古，有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进一步寻觅、梳理、发掘和印证为中华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气质的燕文化源流。”雷建红说，燕文化内涵丰富，三千余年赓续不断。燕文化圈的范围主要包括今京津冀三地。北京琉璃河遗址、河北燕下都遗址、天津张家园遗址等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分别从不同时空印证着燕文化的复杂性与统一性。而雄安新区南阳遗址，更是被寄予厚望。

史载，燕曾五次迁都。春秋初期，受北部山戎入侵，燕桓侯徙于“临易”，战国中期燕文公迁“易”。然而，“临易”和“易”地望位置仍争议很大。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阳村西北有村民挖出东周时期铜鼎、铜壶等器物，阴刻“右征尹”“西宫”等铭文；随后，南阳村周围陆续发现“燕王职戈”、铜凿及大量刀币……均显出燕国风格，其地理位置也与史书所载“临易”和“易”相近。

“几年来，我们和全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共同努力，为千年古城探寻文化根脉，进一步丰富燕赵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内涵。”雷建红说。自2017年7月起，考古工作者对南阳遗址及其周边区域展开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数年考古发掘，已基本确定南阳遗址是迄今雄安新区发现的最早城址，其主体文化遗存是东周至汉代的燕文化，主要文化内涵为大小两座战国城址，总体呈“凸”字形。

然而，框定城址大小、明确文化内涵，只是城址考古的第一步。雷建红说，城址考古具有特殊性，非常考验耐性和想象力。比如，作为城址的南阳遗址，其城市布局和城内道路系统如何？

城址考古中，门的确定，往往意味着平面定位和节点突破——

第8发掘地点，位于南阳遗址战国大城南部。以往勘探显示，此处夯土城垣分布不连续，出现缺口，怀疑为南城门。2023年4月至12月，雷建红带队在此开启发掘。发现各类遗迹50处，其中夯土城垣1段、灰坑25座、灰沟4条、路5条、瓦棺葬1座、土坑墓葬11座、窑2个、踩踏面1处。出土各类可修复器物15件，包括铜、陶、瓷、玉器等，另出土钱币6枚、铜镞22枚、铜带钩2枚、印文陶片1片……

“在南城墙中部断缺处，发现多条不同时期叠压的道路，其中L12为汉代，L13为战国，L13下即为次生土，基本确定此处是大城南城门。”雷建红说，此次大城南城门位置及城门附属道路的确定，填补了城市南部路网系统的缺环，结合2020年发现的大城西城门位置及城门附属道路，二者共同为探索整个城址道路网格、城市平面格局演变提供了重要参考。至此，以城门为坐标、道路为骨干，考古工作者划分出该城址内部主要功能区域，勾勒出城址基本平面布局系统。

“城门，是城址的重要出入口。两个门先后确定，这个城址就鲜活明晰起来，对研究白洋淀地区城市化进程及燕文化形成发展意义重大。”雷建红告诉记者，不久前，首届京津冀考古论坛在京举办。他曾把相关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提交给大会，与京津冀考古界同仁们分享交流。正是在这次论坛上，燕文化考古研究中心成立。京津冀八家单位就共同推动燕文化考古、研究和遗址保护利用等达成合作。对于南阳遗址考古，乃至整个雄安新区考古和研究来说，前景值得期待。（记者龚正龙）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