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千年中來 向千年進發
從千年中來 向千年進發
——京津冀協同發展·燕文化考古雄安對話交流活動觀察
早在新石器時代,這裡就有了人類生息繁衍﹔厚土之下,這裡埋藏著幽燕都邑、兩漢遺存、隋唐城址、宋遼古戰場……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上起新石器時代,下至宋、元、明、清時期,南陽遺址、古賢遺址、城子遺址、雄州古城、安州古城、新安古城、鄚州城和古州城8座古城交替更迭,猶如一部厚重的大書,為未來之城積澱起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
11月21日至22日,京津冀協同發展·燕文化考古雄安對話交流活動在雄安舉辦。一座文韻悠遠的千年古城,一座承載著千年大計的未來之城,再次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尋脈·溯源·識古城
歷史是城市的記憶,考古則是一把打開塵封記憶的鑰匙。經由考古,人們得以記住城市的來時路。作為一座新城,雄安新區在規劃建設之初,率先開展考古工作。建城,從尋脈溯源認識一座古城開始。
按照考古前置的思路,2017年,國家和省級文物考古研究機構組成9支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開展雄安新區全域考古調查工作。“7年來,通過考古調查,共發現文物遺存263處。”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張文瑞介紹,通過全域考古踏查摸清了雄安新區文物遺存底數,為后續做好保護規劃奠定了基礎。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燕文化考古雄安對話交流活動中,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發布的《雄安考古7周年綜述》,系統梳理雄安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也讓一座新城的歷史脈絡清晰顯現在大眾面前。
“雄安新區區域(白洋澱地區)是溝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是河北古文化遺存分布最密集的文化區之一,深受太行山東麓地理走廊的影響而具有濃厚的走廊文化特性。”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曉崢介紹,雄安新區戰國、漢代文物遺存豐富,尤其是城址類大遺址數量多、面積大、內涵豐富、學術價值高。7年來,文物部門有計劃地實施了南陽遺址、鄚州城遺址、古州城遺址、城子遺址等7項主動性考古發掘項目,在白洋澱地區先秦時期考古學時空框架、雄安東周和漢代城市化進程、唐宋時期考古學研究等課題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廓清晾馬台龍山聚落出現、南陽戰漢城址產生、鄚州和古州唐宋城址發展的雄安千年城市化歷史進程,延伸歷史軸線,豐富其歷史文化內涵。
觀一城文脈,知古今春秋。現今,在雄安這片土地上,可以找到從新石器時代到明清時期近8000年的歷史印記。持續開展的考古工作,也不斷給歷史鏈條填補缺口,拓展形成新的歷史知識。
——迄今為止雄安區域發現最早的當地城址遺存南陽遺址,基本確認主體文化面貌為東周至漢代的燕文化。
——位於容城縣容城鎮白龍村西的白龍遺址,填補該地區夏早期考古學空白,為尋找保北白洋澱地區龍山時代晚期至夏早期過渡期遺存提供重要線索,凸顯保北白洋澱地區在商文化研究中重要考古學地位。
——位於容城縣晾馬台鎮晾馬台村西的晾馬台遺址是雄安新區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一個重要標尺性考古基准點,西周時期文化遺存的發現,填補了雄安新區考古學空白,為進一步完善太行山東麓中部區域考古學文化的譜系編年和時空框架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
截至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區境內已開展專題考古10項、基本建設考古23項,勘探面積682萬平方米,發掘面積2萬多平方米,出土文物4000余件,確認不可移動文物263處,其中包括8座古城遺址。
解碼·保護·續源流
一張白紙上建城,如何處理好地上與地下、繼承與發展的關系?這是雄安新區文化遺產保護必須直面的問題。
“考古調查發現的263處遺存是雄安新區文脈的重要載體,其類別豐富、分布范圍廣、年代發展脈絡清晰,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張文瑞說,正因如此,建立雄安新區文化遺產分類保護體系,編制文物保護總體規劃至關重要。
雄安新區263處不可移動文物遺存中,地下文物遺存埋藏多,地上文化遺存分布少,如何進行分類保護?
張文瑞介紹,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織專家根據不可移動文物遺存所蘊含的歷史、藝術、科學和社會價值,及其保存完整性、真實性的原則,對雄安新區文物遺存進行遺址價值評估,創新提出分級保護理念評估。
“我們將雄安新區不可移動文物遺存分為A、B、C、D四個等級,建立雄安新區文化遺產分類保護體系,按照不同等級,採取重點保護和有效保護措施。”張文瑞介紹,在此基礎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編制了雄安新區文物保護總體規劃,將文化遺產保護規劃與雄安新區建設規劃有效銜接,促進文化遺產在雄安新區建設中得到傳承和發展。
“先考古、后出讓”這一考古前置的雄安模式,為新區規劃建設騰挪了空間,保障了新區建設的順利進行。
以往,根據相關規定,建設單位在拿地開發過程中一旦發現文物,需停工並承擔考古發掘經費。在雄安新區,考古勘探發掘環節在土地出讓之前進行,建設單位拿到的即為淨地,不需要再額外投入相應的資金成本和時間成本,為建設單位大大節約了資金和時間,為雄安新區建設提供了保障。
近年來,雄安考古的“含科量”越來越高。從傳統的“手鏟釋天書”,到如今的高科技“助攻”,雄安考古工作的效率和准確性得到極大提升。
在雄安新區環境考古工作中,工作人員應用遙感影像、激光測高儀、標准土色卡等技術手段,對白洋澱區域106處各種自然地理剖面進行調查和記錄,從而建立了晚更新世晚期雄安新區地層的時空框架,復原區域河湖演化的過程。同時,重建南陽遺址兩漢時期宜居生態環境,為雄安新區建立可持續發展生態城市提供重要科學依據。
像這樣的例子,在雄安考古工作中還有很多。以科技之鑰打開歷史之門,讓雄安從千年中來,更好地向未來的千年進發。
喚醒·傳承·向未來
11月22日,雄安新區容城縣晾馬台鎮南陽村村南的南陽遺址,工作人員正在探方內作業。
南陽遺址是雄安新區面積最大、文化內涵較為豐富的一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遺址西北部1600米處的墓葬區發掘中,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均有典型的燕文化特征。
“遺址內大城的西城門、南城門位置已經確認,還發現了城門附屬道路。”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館員傅永超介紹,墓葬和城址的發現,進一步証明了南陽遺址的年代和遺址性質。
在南陽遺址不遠處,雄安新區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站文物陳列室裡,一排排展示架上陳列著雄安考古發掘出的珍貴文物。
豐碩的考古成果,為大眾了解歷史、追尋過往打開了一扇大門。文物部門的熱切回應,讓人們了解歷史的渠道更暢通。
近年來,依托前期考古成果,南陽遺址現場開展了多次公眾考古講座、體驗式活動,專業考古工作者向公眾介紹考古基本知識與新發現,帶領大家參觀雄安考古發掘出土的珍貴文物,組織雄安新區中小學師生體驗野外考古發掘工作方法、內容,增進公眾對考古學和文物事業的了解。
隨著專業考古進入公眾視野,這項曾經“冷門”的專業熱度持續走高。如今,在南陽遺址考古現場,就有不少青年考古人的身影。
“現在高校有不少學生對考古學興趣高漲。我們也曾組織學生到南陽遺址進行現場學習。隻有讓學生們真正進到考古現場,才能真正明白考古學的意義。”河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洪猛表示,考古是一門“技術+學術”的學問,需要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進行探究,因此青年學子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知識素養和實踐能力,在探索和實踐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學術道路。
走出南陽遺址,往南不遠就是首批疏解到雄安新區的在京高校項目施工現場。從西向東依次是北京交通大學、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北京科技大學、北京林業大學。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陽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研究館員雷建紅,曾和同事們一起對該地塊進行過考古勘探。文物部門對發現的幾處古墓葬進行科學發掘和提取資料后進行回填,為后續開發建設奠定了基礎。
雷建紅介紹,以后將在南陽遺址上建起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屆時,雄安新區腳下8000年歷史,將以立體的方式呈現於世人面前,大眾得以換一種方式打開歷史,探尋蘊藏其中的文化“密碼”。(記者曹錚、李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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