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區南陽遺址考古發掘現場。 新華社記者 牟 宇攝

城牆是確定南陽遺址性質的重要証據。密密麻麻的夯窩就是城牆夯筑留下的痕跡。圖為考古隊員正在清理夯窩。 雷建紅攝（人民視覺）

2017年12月，聯合考古隊員在進行考古調查。 何歲利攝（人民視覺）

目前，手繪仍然是記錄文物信息的重要手段，通過切面繪制不僅可以記錄更全面的文物信息，而且能避免照片和電腦三維制圖的不足。圖為考古隊員手繪南陽遺址出土的陶豆。 雷建紅攝（人民視覺）

雄安新區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站負責人雷建紅在整理南陽遺址出土文物。 新華社記者 牟 宇攝

學生在雄安新區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站體驗考古與文物修復工作。 雷建紅攝（人民視覺）

地上綠色宜居，地下千年文脈。圖為雄安新區悅容公園景色。 李 達攝（人民視覺）

雄安新區南陽遺址出土的饕餮紋半瓦當。 雷建紅攝（人民視覺）

雄安新區南陽遺址出土的銅壺，銅壺鋪首處陰刻“西宮”二字。 張曉崢攝（人民視覺）

雄安新區南陽遺址出土的“易市”陶文陶片。 張曉崢攝（人民視覺）

雄安新區已發現的8座城址示意圖。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2017年5月，在河北雄安新區設立1個月后，雄安文物考古工作大幕拉開。新區建設是“千年大計”，傳承是發展的基礎。雄安新區是河北古文化遺存最為密集的區域之一，文化遺存多，年代跨度大。設立之初，“堅持保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延續歷史文脈”就是新區規劃建設的重要內容。

經過7年的考古發掘，4000余件出土文物、263處不可移動文物、8座古城遺址讓雄安的歷史脈絡逐漸清晰：新石器時代，這裡是人類活動集中區域﹔約3000年前，華夏與戎狄文化在此碰撞融合﹔約2000年前，燕國在此建都城“臨易”和“易”﹔約1000年前，宋遼在此對峙、交流。

雄安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不僅為新城的規劃建設打下了基礎，也為這座新城注入氣韻靈魂。如今，走在雄安新區大街上，易寧大街、燕趙大街……這些由考古成果轉化而來的街道名稱正以另一種方式詮釋著這座城市的底蘊和魅力。

建設考古協調推進

“我們必須與時間賽跑，盡快完成考古勘察和發掘工作，為認識、保護雄安的文化遺存找到珍貴的實物。”雄安新區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站負責人雷建紅說。

2017年5月，在新區建設開工之前，雷建紅隨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團隊到雄安，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故宮博物院考古所、國家博物館考古院等單位的同行組成聯合考古隊，在新區全域緊鑼密鼓地開展文物調查和勘察。

雄安新區的考古工作與以往不同，它不是以單個建設項目、局部地塊的方式開展考古，而是需要統籌推進文物保護和項目建設，雄安新區宣傳網信局副局長陳慧說。

雷建紅介紹，考古工作一般分為三步：第一步考古調查，通過信息收集分析文化遺存分布的范圍和狀況﹔第二步考古勘探，通過洛陽鏟等工具採集土層樣本，進一步驗証考古調查的結果﹔第三步考古發掘，通過發掘才能確認遺存的年代、類型、文化內涵，全面了解遺存情況。

為了科學規范開展考古工作，提高考古工作的精度和效率，聯合考古隊豐富和創新考古工作手段，採用包括RTK（實時動態載波相位差分技術）布方、三維建模、航拍測繪等方法，提升信息提取的深度和廣度﹔同時，針對性研發河北考古綜合業務管理平台，考古記錄實時上傳，集中管理、安全存儲、集中核查、快捷檢索、研究共享，為推行數字化考古發揮了示范作用。

有序推進的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聯合考古隊對雄安新區規劃的1770平方公裡區域進行了系統考古調查，完成起步區內83項古遺址、古墓葬的考古勘探、試掘，勘探面積412萬平方米，為新區科學規劃穩步建設提供了重要參考。

2020年，隨著《河北雄安新區起步區控制性規劃》的公布，新區建設全面提速，城市變化日新月異，文物保護工作更顯緊迫。“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中，隨時都會有新的文物遺存被發現被破壞的風險。”雷建紅說。

對此，河北雄安新區管理委員會設立專門機構，負責協調新區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從而解決新區建設與考古工作之間的矛盾，推動經濟建設、文物保護和考古科研的協調發展。例如：啟動區海岳大街原定規劃線穿越南陽遺址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根據文物部門意見，海岳大街調整了路線設計，完全避讓了南陽遺址﹔建設中的雄鄚公路（二期），原規劃也要穿過古州城遺址和鄚州城遺址，經過專家論証后，同樣調整了設計方案，繞行兩處遺址。

新城也是古城

南陽遺址，雄安新區考古發掘最早啟動之地，新區面積最大的一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雄安考古工作的一個縮影。

雄安新區南陽遺址考古隊隊員郭勇介紹，古遺址一般是以所隸屬的村名命名，遺址所屬為南陽村，故命名為南陽遺址。

近幾年的考古發掘，基本確認了雄安新區南陽遺址主體文化為東周時期燕文化，由兩座戰國城址構成。

如何確認？

郭勇介紹，遺址先后出土了“西宮”銅壺、“左征”“右征尹”銅壺蓋、“易市”陶文陶片等一些重要的文物，這些器物都顯示出燕國器物的風格。

“左征”“右征尹”中的“征”，可能是燕國內府官署名。“西宮”銅壺，與燕王都城宮禁直接有關。“易市”陶文陶片更直接表明雄安新區南陽遺址可能是燕國都邑“臨易”或“易”之所在。史料記載，燕國曾5次遷都。燕桓侯徙於“臨易”，燕文公遷“易”。考古隊在雄安新區南陽遺址西北1600米處發現一處戰國墓地，無論墓葬形制還是出土器物，均為典型的燕文化特征，墓葬和城址並存發現，相互印証，進一步証明了遺址年代和遺址性質。

雄安新區南陽遺址考古隊隊員李蕾回憶，“易市”陶文陶片出土時，大家都沒在意。當時，雄安新區南陽遺址很多文物都是在灰坑（古人生活器具廢棄后堆放的垃圾坑）中發掘出來的。“易市”陶文陶片很小又沾土帶泥，再加上之前陶片已經很多，直到把陶片清洗后，“易市”才顯現出來。

雷建紅介紹，經對南陽遺址及其周邊區域考古調查，又發現以南陽遺址、晾馬台遺址為核心的“大南陽”遺址聚落群，文化遺存年代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宋金時期，發展延續近3000年，是雄安新區千年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雄安新區發展建設的重要文化資源。

雷建紅介紹，目前在雄安經考古勘探或發掘証實的類似古城遺址還有7座，它們共同鉤沉新區的歷史脈絡，揭示了雄安深厚的文化底蘊。其中部分考古遺址已對公眾開放，不定期舉行活動，讓公眾有機會進一步了解雄安的歷史文化。

《 人民日報 》（ 2024年05月18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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