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簡《老子》（局部）。湖北省博物館供圖

墓葬出土簡牘的內容通常與墓主的身份息息相關，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潮流與民俗。通過考察身份明確的墓主所隨葬簡牘（包括帛書）的組合特點，可以使后人了解“書與人”的對應關系。有時通過歸納墓葬中帛書的組合規律，亦可對墓主身份不明者做出一些推測判斷。

這樣的例子很多。墓主可能是有地位的知識分子。比如湖北荊門郭店楚簡，楚簡的內容多為先秦時期的儒家和道家典籍：計有儒家典籍13篇和道家典籍5篇。這些典籍與漢代以后流傳者不盡相同，對研究戰國中后期學術史有重大價值。墓中隨葬有鳩杖，墓主年齡當在70歲以上﹔或漆耳杯上有“東宮”字樣，墓主或與太子有來往，推測其曾任楚太子師傅。至於此師傅是陳良、屈原、環淵還是慎到，至今未能定論。但墓中隨葬諸多書籍，墓主無疑是有地位的知識分子。

墓主可能是司法從業人員。以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為例。墓葬年代屬戰國末至秦始皇間，所出簡牘以秦始皇時期者居多，內容凡十種，其中大部分是法律文書。據《編年記》所見，墓主名“喜”，生於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卒於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秦始皇期間歷任安陸御史、安陸令史、鄢令史、鄢獄史等。所從事的工作皆與司法有關，故隨葬法律文書乃情理中事。

墓主是喜歡養生的貴族階層。以馬王堆漢墓帛書簡牘為例，一、二、三號三座相連的墓葬年代為漢初高祖至惠帝間，出土文獻以帛書為主，亦有簡牘，內容十分豐富。考古報告將二、三號墓出土帛書分為六大類：六藝類、諸子類、術數類、兵書類、方技類和其他類。簡牘見醫書《十問》《天下至道談》《合陰陽》《雜禁方》及記載隨葬物品的遣冊木楬等。相關研究認為此三座墓是家族墓地。此乃貴族墓地的典型，隨葬物品及典籍之多不是一般墓地所能比，典籍中老庄、術數及醫療養生的內容佔有較大比例。

出土簡牘的組合特點往往能反映墓主的身份、職能乃至當時的社會潮流。據郭店楚墓所見，地位較高的知識分子或官員、王侯墓葬出土大量典籍絕非偶然。晉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郡（今河南汲縣）戰國古墓出土的數十車竹簡，經束皙等整理，計有《紀年》《易經》《圖詩》《大歷》《生封》《繳書》等75篇，俗稱“汲塚書”，墓主或為戰國時期的魏襄王。

河北定州八角廊40號漢墓為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墓，年代在漢宣帝五鳳三年（公元前55年）左右，也隨葬了許多典籍，計有《論語》《儒家者言》《哀公問五義》《保傅傳》《太公》《六韜》《文子》等，但受漢武帝元光元年董仲舒提出獨尊儒術的主張影響，大多數屬儒家，唯《文子》與道家相關，亦為時代潮流所致。

連雲港尹灣六號漢墓年代為西漢成帝時，墓主姓師，名饒。據名謁所見，師饒的職位稱功曹史、功曹、卒史、主吏，其間並沒有秩級地位上的差別，只是稱謂的角度不同，實質皆指功曹的主管。功曹是郡守的屬吏，不僅掌握職官選舉，甚至也執掌包括上計、武備、錢谷、賦稅等大權，地位非常重要。內容以簡牘文書為主，有《集簿》《東海郡吏員簿》《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元延元年歷譜》等﹔也含典籍，有《神龜佔》《六甲佔雨》《刑德行時》《行道吉凶》《神烏賦》等。《集簿》是東海郡向朝廷的年度匯總報告，包括各項指標數據，而《東海郡吏員簿》《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東海郡下轄長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是制作《集簿》涉及人事部分的基礎，是功曹的職責所在，故附錄在列。按道理《集簿》中涉及耕地面積、錢谷出入、戶口數據等方面也應該有類似的基礎統計，而今未見，很可能這些工作不在功曹的職責范圍，而是由其他功能部門做過了。

秦漢墓葬所見，大小官吏乃至王公貴族之簡牘組合多見《日書》之類，乃為隨從民俗，關心自身命運所致。佔測的重點多與職責身份有關，例如執掌司法的小吏關心盜賊出入及出行安全，而王公貴族則會採用更復雜的方法佔測家族盛衰與自身命運的走向。

清華大學藏戰國簡所見典籍達70余篇，與汲塚書不相上下，有學者推定其亦出土於王侯墓，不無道理。其他如出土安徽大學藏戰國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的墓葬，墓主地位應當都比較高。這些墓葬中隨葬規模大、品種繁雜的典籍，且多為儒、道、墨、法、陰陽、雜家並舉，當與戰國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直接相關。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 人民日報 》（ 2024年03月16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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