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浙江安吉縣溪龍鄉黃杜村風光。徐 濤攝（影像中國）

　　鄉土書寫是中國文學成就斐然的一脈。今天，繼承和發揚這一創作優勢，進一步開掘農村題材的廣度和深度，是攀登新時代文學高峰的必由之路。傾聽大地上的脈動，記錄鄉土裡的中國，時代召喚著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繁榮發展。

　　——編  者 

　　

　　釋放新鄉土新人物的文學潛力

　　張  陵

　　深入觀察思考農業、農村、農民，讀懂讀通讀活“三農”這部大書，是中國作家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的重要課題。

　　從柳青《創業史》、周立波《山鄉巨變》，到周克芹《許茂和他的女兒們》、陳忠實《白鹿原》，再到楊志軍《雪山大地》、喬葉《寶水》，農村題材的創作空間不斷打開。社會變遷為農村題材注入新的時代內涵的同時，也推動著文學手法的創新。

　　新時代以來，農村題材創作進入一個新的蓬勃發展時期。廣大作家深入農村生產生活一線，積極參與脫貧攻堅和鄉村全面振興，深切感受到黨和國家破解“三農”問題的堅定意志和必勝信心，感受到人民群眾對於擺脫貧困、過上好日子的不可阻擋的向往和追求。瞄准新的山鄉巨變，描寫新的生活現象，揭示新的生活關系，講述新的生活故事，把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推向新高地。

　　敏銳感應時代變化的報告文學率先走到前列，尋找和書寫鄉村故事的新亮點。何建明《那山，那水》生動講述浙江安吉縣余村告別傳統生產方式、走上綠色生態發展道路的故事，傳遞出時代進步的豐富信息。余村人守住了綠水青山，也得到了金山銀山，從中讀者能看到更有活力更加融入現代化進程的鄉村之美。陳啟文《中國飯碗》以對國家糧食安全的憂患意識，詮釋了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要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道理，把藏糧於地、藏糧於技戰略的實施化為一則則具體生動的故事。王宏甲《走向鄉村振興》中，貴州山區農民苦於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難以抗擊市場風險，轉而以現代經濟方式重新組織起來，提高了抗風險能力，農民的致富干勁也得到極大鼓舞。余艷《新山鄉巨變》深入描寫湖南益陽智慧農業、數字鄉村建設的過程。半個世紀前，作家周立波在這裡創作《山鄉巨變》時，夢想的還是農村實現機械化，如今這片土地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程度超出想象，展示出農業現代化的新圖景。張國雲《浙裡風——共同富裕浙江紀實》書寫浙江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諸多實踐經驗，描摹共同富裕的理想怎樣一步步變為現實。

　　這些作品的生動描述，傳遞給讀者的是中國農村日新月異的變化。這裡有飽滿的干事熱情、巨大的內生動力，也有新的生產生活方式、新的精神風貌。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三農”畫卷，有賴作家帶著感情的發現和傾注思考的書寫。寫出巨變背后的奮斗之志、創造之力、發展之果，尤為考驗。

　　農村題材文學創作講好新時代農村故事，關鍵是寫好農村新人物。這方面，小說創作特別是長篇小說創作表現尤為突出，發揮了典型人物塑造的獨特優勢。檢視中國現當代小說人物畫廊會發現，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以農村人物居多。新時代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在新人物新形象上持續發力，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趙德發《經山海》、溫燕霞《琵琶圍》、陳毅達《海邊春秋》、滕貞甫《戰國紅》、陳彥《星空與半棵樹》等。這些作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把人物塑造的重點放在農村基層干部身上。

　　大批黨員干部下到基層，擔任駐村干部，許多青年干部在實踐中得到鍛煉，迅速成長起來。他們是農村生活的新人物，自然也很快進入作家們的視野，成為文學的新形象。《經山海》中的青年干部吳小蒿到農村基層后，碰到許多棘手事情，小說細致講述她如何以女性特有的細膩，成為群眾的貼心人，幫助農民脫貧，在擔當盡職中成長為一名優秀干部。《海邊春秋》中的劉書雷是個文學博士，長期在省城機關工作，下到海邊村子后，他從調查研究做起，從當群眾的小學生做起，一點一滴積累工作經驗，幫助鄉村找到發展文旅產業的新路子。《星空與半棵樹》中的小鎮干部安北斗，酷愛仰望星空，從中得到許多破解難題的啟示與感悟。雖然每天處理的都是小事雜事煩事難事，但他靠著幫群眾辦事，找到破解難題的抓手，打開富民興村的思路。這些性格鮮明、經歷獨特、社會信息量大、思想概括力強的人物形象，為讀者理解今天的鄉村社會和時代精神提供了一把鑰匙。

　　當然，農村題材小說還有較大提升空間——新農民典型形象還不夠多，不夠有新意。和梁生寶、陳奐生等人們耳熟能詳的經典農民形象相比，今天文學作品中的農民形象，其人生遭際、命運故事與性格特征還可以有更獨特更生動更深刻的呈現。典型人物的高度標注著時代的藝術高度。在智慧農業、農文旅融合、農村電商等農村新現象新事物背后，活躍著許許多多的新農民，寫好他們，將釋放出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的巨大潛力。塑造新時代農民形象，難度很大，但沒有捷徑，需要作家們繼續讀好“三農”這部大書。

　　（作者為作家出版社原總編輯）  

　　

　　發揮農村題材創作優勢

　　賀桂梅

　　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為波瀾壯闊的鄉村變遷畫像立傳，成為新時代文學的創作熱潮。這一熱潮在回應時代、汲取時代養分的同時，也從農村題材創作傳統中借鑒有益經驗。

　　在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壇，農村題材文學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這不僅指創作數量和作家人數之多，也指創作質量和文學評價之高。這一時期出現了趙樹理、周立波、柳青、孫犁等重要作家，涌現出《三裡灣》《山鄉巨變》《創業史》《白洋澱紀事》等經典作品，也形成了山西、湖南、陝西、河北等地域性作家群。新中國成立之初，以土地革命、農業合作化運動為重心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個歷史階段的特點決定了農村題材的重要性和作家創作的經驗基礎。農村社會與傳統文化的密切關聯，更使得農村題材中的優秀作品呈現出深厚的人文內涵。

　　總結新中國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的歷史經驗，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古今相融的文學特色。

　　相比於古代文學的田園山水書寫和20世紀上半葉的鄉土書寫，新中國農村題材文學表現出獨有特點。它所接續的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引下的解放區文學，以“新的題材、新的人物”為鮮明追求。通過題材這一概念對文學所表現的社會生活進行分類，文學創作與社會實踐的關系更加緊密，創作者自覺站到國家建設的高度推進創作，由此文學不再僅僅是自我表達，也是再現和參與社會生活的一種有效途徑。這構成了新中國農村題材文學的重要特點。

　　新中國農村題材文學創造出一種有別於以往的鄉村形象。一些作品深入鄉村歷史傳統和生活現場，以時代主題為主導，同時注重對傳統的借用，融入民間形式、地方形式、方言土語等傳統元素，形成新的鄉村形象和文學表達，帶來文學的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

　　其二，從生活出發講好“生活的故事”。

　　新中國農村題材文學所創造的文學世界，較多表現為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實踐的統一體。《三裡灣》《山鄉巨變》《創業史》等經典之作，情節的安排、人物的設置、敘事邏輯的推動，有著堅實的社會與文化依據。今天的人們要了解新中國建設的歷史面貌，可以從優秀的農村題材文學中讀到豐富的歷史內涵。這不是說文學是社會學的史料，而是文學世界深刻地植根於現實實踐之中，並用文學的方式生動演繹了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

　　文學世界的特性最終要呈現為文學性的“生活的故事”。從日常生活、婚姻家庭、鄉村倫理與民情風俗等角度表現時代變革，是新中國農村題材優秀作品共有的特征。《三裡灣》以秋收、開渠、擴社的“大事”與六位年輕人婚戀、三個家庭分合的“小事”交織而展開敘事。家長裡短被擺在了敘事的前台，合作化運動故事就在一夜、一天、一月的時間節奏中展開。《創業史》從梁家草棚院的生活出發，圍繞梁生寶的父子、戀人、同伴、上下級等關系展開“中國向何處去”這樣的大敘事。正是從日常生活出發的情感、倫理、故事，使作品具備了文學世界的真實質感。這是與現實社會密切相關但更為完整的藝術世界。人們從中不僅對象化地看到了自己生活的現實世界，同時也能看到鄉村生活的過去與未來。

　　其三，對創作者修養提出的綜合性要求。

　　作家不僅僅是文學家，更是深刻理解生活與時代的思想家。上世紀60年代，柳青在一次創作座談中提出了作家的“三所學校”的說法，即生活、思想、藝術。這三種素養，也是當時作家們共同提出的話題。

　　其中，藝術顯然是作家最為基本的素養和能力。傅雷曾夸贊《三裡灣》借鑒傳統戲劇創造出新的小說敘述結構，上下文的銜接“像行雲流水一般的順暢”。柳青四易其稿最終完成的《創業史》第一部，用人物的主觀視角書寫現實並推進敘事，文學創作成為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交互。《山鄉巨變》借鑒中國傳統小說的敘事結構和山水畫的表現層次，將山鄉日常生活和時代變化描繪成一幅濃郁的地方風情畫。這些文學經典取得的藝術突破，仍然值得今天的作家借鑒。

　　在對生活經驗的重視方面，柳青的“長安十四年”堪稱一段佳話。這裡的“生活”不是寬泛意義上的日常生活，而是能表征時代變化的社會生活。其中包含雙重過程，作家既作為普通人直接參與社會實踐，也要用文學的眼光對經驗展開思考、判斷和提煉。柳青曾說：“如何從生活和藝術的實際出發，而不是從名詞和定義出發，使兩個具體事物結合得恰當，其實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作家的畢生事業”。作家缺少生活經驗，固然無法展開創作，但生活經驗也需要經由作家的思考和判斷，從中提煉規律性本質性因素，並將其轉化為文學藝術形態。在這個從生活到創作的過程中，作家的思想能力是關鍵。思想能力的高低，不僅決定作品的藝術成色，也將決定著作家表現和創造一個“新世界”的視野和格局。

　　新時代以來，中國農村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總結並發揚新中國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的歷史經驗，同時探索鄉土書寫的新手段新形式，新時代農村題材創作將大有可為。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版式設計：沈亦伶

　　《 人民日報 》（ 2024年03月15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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